四书五经之《大学》概述
跌倒的收获 
2009/08/10 13:37 | by 《大学》是《四书》的入门书。主要是要求学生要立大志，要按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到治国、平天下的成长过程和发展顺序来舒展自己的宏图大志。使学国学的学生，首先要确立起正确的人生观。程颐把《大学》作为国学的入门课，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和正确的。当今的教育不首先注意学生的人生观教育，显然是一大缺陷。
研读中发现的问题：
一、分章定名不系统、不确切。
程颐给《大学》的分章确有不系统、章名定得不确切的地方。
如第一章定名为“经文”，含意就太宽广、太笼统了。而第一章的实际内容是全篇的总纲，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明德、亲民、至善的大学问。所以我把第一章干脆定名为“大学之道”。第一节什么是大学之道？答案是原著的第一自然段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、在亲民、在止于至善。”第二节是怎样学习大学之道？答案是原著第二自然段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这既是学习过程，又是学习方法。如果导师能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和社会实践展开来讲，学生会大有收益。就知物知本末，知处事之先后，则可终身用之不尽。就先后而言，不独是简单的机械时序。精妙之处是根据事物实际变化，灵活确定先后，方为至道。程颐把“经文”以下的内容分为“右传之十章”。1989年《白话四书》的作者侯伯竣老师，在“引言”中批评说：他“妄自改变次序（原著），朱熹注《大学》章句，完全是听从他的主张和论调，积非成是，只好听之任之”。我不能重蹈侯伯竣老师的覆辙，在编《四书》白话详译一书时，我把《大学》的章节作了认真疏理。第二章释明德于天下。第一节释格物；第二节释物格。这章是总纲“大学之道”三纲中的第一纲。第三章释亲民。第一节执政者自明；第二节为政的根本（以人为本）。亲民是大学之道的核心，也是整个国学的核心。从第四章止于至善。章名和次序，与程朱安排基本相同。
二、是“亲民”或是“新民”。
朱注把第三章定名为“新民”。在南宋同时代的伦理学家王阳明
就不赞成朱熹的定名，认为亲民就是亲爱人民。我认为王阳明的看法是正确的。因为朱注的原文的三个论据都是讲亲民的。
论据之一是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”。商朝的第一个皇帝成汤的洗脸盆上刻有上述铭言，意思是用来戒告自己，要天天检查改正自己的过失，坚定不移地推行唐尧亲民的仁政。
论据之二是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”。原话出自《尚书?康诰篇》。此文系周公辅佐成王时管叔、蔡叔（周武王同母幼弟）与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同谋作乱，周公平息了叛乱，立康叔为卫君管理殷民集中的封地，给康叔写的一篇文诰。《康诰》说对殷民要“如保赤子”（要像保护新生下的婴儿那样去爱护殷民）。同时戒告康叔说：“汝为小子，乃服为弘王，应保殷民。亦为助王宅天命，作新民。”意思是要康叔正确对待“灭国”旧民，要用亲民的德政去感化殷民，使之成为周朝的新民。 文诰的中心意思是亲民，无论对周室的人民，或是“灭国”的旧民，都要采取“亲民”政策，而不应有任何歧视或虐待。朱熹断章取义只取“作新民”句，不顾全文、不顾国学亲民的根本思想去曲解《康诰》原意。
论据之三是《诗曰》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朱注解释成：“文王更新法度，使人民个个更新。”文王改革完善井田制。给“八家皆私百亩”，分田到户。又给未成年人（余夫）授田五十亩。给老人“五亩之宅，墙下树之以桑。”规定老人一家要养“五母鸡，二母彘（母猪）”，七十以上的老人有肉吃、有衣穿。这完全是国家关心人民、亲爱人民之举。把维新法度解释成“人民个个更新”，未免也有些牵强。
三、“格物致知”与“物格知至”
程颐分的第五章“格物致知”。原文只有两句话：“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经查《礼记?大学篇》原著，这两句是第二自然段末尾两句。前一句“此谓知本”，是“上至天子，下至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的结束语；第二句“此谓知之至也”是“格物致知”的结束语。这种情况属分章段落的错乱。而朱熹却补充一段文字解释说：“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，而今亡矣。” 他认为这章的内容是失传了，因而补充说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即物而穹其理也。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……”他所谓的格物致知，最终还是物体形象（表里精粗）。而没把“格物致知”要达到的至高境界是社会事物的统一规格、统一制度，是孔夫子的大统一思想。中华民族之所以维持大统一几千年，正是孔夫子的大统一思想潜移默化，代代相传。孔子的这种大统一思想，范文澜先生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是作了充分肯定的。孔子在《中庸》第二十八章把他的格物思想作了具体阐述。他说：“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”他批评东周末年的天子不讲议礼，不研究治理国家的统一制度，不考证古代历史。并指出春秋时列国间为了通车，已出现了规范轨道；为了普及国学著书立说开始统一规范文字；为了统一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的伦理行为，已出现了孝、悌、忠、信一类的伦理学。而朱熹却把孔子描述春秋社会已出现的“三统一”说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有的。显然是朱熹知识单纯，不懂先秦史的缘故。在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里，孔子还把“议礼、制度、考文”作为复兴周朝国家统一的三件大事，他说：“王（望）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！”只要国家注意抓好这三件大事，治理国家就会少发生过失。
朱熹在对“格物至知”解释上发生如此严重的混乱，根本原因是他没有读懂“格物致知”，更没有发现在程颐原分第一章经文里的对应词：“物格而后知至”。这段原著把《大学》所有的重点词汇都倒装了过来，致知变成了“知至”；诚意变成了“意诚”；正心变成了“心正”；修身变成了“身修”；齐家变成了“家齐”；治国变成了“国治”；平天下变成了“天下平”。把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等动词全部调到句子后面去了。而把知、意、心、身、家、国、天下等名词全部调到句子前面来了。句子由正在进行式，变成了完成式。朱熹在加注时竟然没有丝毫察觉，没有任何注释。无怪侯伯竣老师在《白话大学》引言中批评说，他“自少自老，用功几十年，是不是真的‘豁然贯通’，我想只有天知道。”
孔子当时讲的“物格知至”，是为了探索统一规范的社会制度。而用当今认识论解释是认识的全过程的终极目标，是指知识的最高境界。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：物格不单是探索事物应有的统一规格（如当今产品的标准化），而且还应包括事物的内在联系，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。说到这里，朱熹释“格物致知”发生混乱，不仅是因为个人知识的局限性，而且还有时代的局限性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四、《大学》对学生的志向教育的启迪
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就业难，原因之一是专业太细太死，不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。然而学生的知识不过硬，混文凭，达不到“物格知至”的境界也是普遍的原因。因此本人斗胆建议，国家必须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国学课，把国学课纳入政治课的内容，有些内容还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合并讲述，因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矛盾。国学中讲的哲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、认识论近似 ，而且更符合中国国情。国学主张“道不远人”。讲处事学是从人们处理伦理关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；治国之道是从古代盛世治国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。尤其教育学，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，“因材施教”，是几千年行之有效的。在《大学》第一章对学习方法步骤先后的总结，可谓精辟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何谓“知止”，大学之道末尾一句回答是“在止于至善”。说明对学生德育培养的重要。学生首先要培养出一颗善良的德性。有了善良的品德，才会定下心来学习。定了心才能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了，才能安心去学知识，有了安心学知识的欲望，才会去考察、思索、研究这门学问，善于思考、研究、探索，才会学有所得、学有所成。这一段是论述德与知的关系。还有一段是论述知与志的关系。“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其中“知至而后意诚”是直接说明知识与意志的关系的。一个小学生你问他长大了干什么？他会?口而出回答说：我长大了要当医生，或当老师，……。然而他说的这些志向并不稳定，并不虔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知识还未达到至高境界。我们国家那些曾经留学法国或具有高层次国学知识水平的人，他们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意志，就会坚定不移，至死不变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的知识达到了至高的物格境界。正所谓“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。”国学纳入义务教育，纳入职业教育，直至在群众中普及，已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，等待、观望、动摇、倒退都不合历史潮流。邓小平同志首先运用国学来治理当今的国事。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。新一代中央领导实行的农村全免农业税、普遍实施低保，关注民生，都属国学的“亲民”思想，设置国学课，实属势在必行。
